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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张伟:人生远看是喜剧,近看是悲剧

大张伟从不讳言自己工作的目标就是取悦最普遍的大众。基于这一原则,出道18年来,他几度以不同面目示人,风格剧烈变换,常令人错愕不解:15岁时,他是崔健、丁武瞩目的的摇滚新星,高唱“

大张伟从不讳言自己工作的目标就是取悦最普遍的大众。基于这一原则,出道18年来,他几度以不同面目示人,风格剧烈变换,常令人错愕不解:

15岁时,他是崔健、丁武瞩目的的摇滚新星,高唱“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”。过了20岁,他写出洗脑“神曲”《嘻唰唰》,被指抄袭、功利、为金钱背叛理想。眼下,他是如日中天的综艺大咖与职业段子手,浅薄、搞笑、高端 Low、神曲成了他的标签。

如今的他深受追捧,财富亦滚滚而至,取得世俗层面的巨大成功。然而,渴望受人关注认可的强烈欲望既成就了他,亦消耗着他。为此他时刻自我怀疑,长年深陷焦虑。《江南 Style》的演唱者 PSY 曾借用卓别林的名言评价他:人生远看是喜剧,近看是悲剧。

“我这辈子就完了”

18年前的北京市木樨园职业高中,一个内向寡言的瘦弱男孩总在上课熟睡时被女老师用指尖捅醒,继而遭受公开讥讽:你接着睡呀,别起来。大家看,人家张伟多有本事,在外面演出一场,就能挣我一年的钱。你们绝对不能睡,就他可以!

大张伟:人生远看是喜剧,近看是悲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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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时已是“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主唱”的男孩不堪其辱,决意在下次遭遇老师讥讽时当众反驳。为此他向全班派发高级雪糕以求助阵,但当他真正鼓起勇气进行反抗时,却无一人应援。举目四望,同学们低头抠着手,不看他的眼睛。

时至今日,大张伟仍不时回忆起这段灰暗往事。他偶尔会表示这段经历曾让他在童年时“遍体鳞伤”,但在聚光灯下的大多数时刻,他还是习惯把它讲成一个段子,逗观众开心。

而在聚光灯外,33岁的大张伟习惯于自言自语: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,没戏了。

他觉得自己总有一堆怎么努力都做不成的事,让他没法不焦虑。一想起来,他就忍不住瞪着前方的空气发狠,仿佛对面总有人跟他作对:

“我总是在骂它:你丫为什么不给我?为什么!要放弃也挺好,就不想也不用去做了。结果又控制不了自己去努力,每次努力就是在伤害自己。”

可望不可即的目标总在不停改变。今年初春,目标是去美国发一张电子音乐 EP、为 Katy Perry 或 Beyonce 编首歌;三个多月后,又成了到夜店当 DJ,让大家跟着他的音乐高举双手可劲儿 high;到了盛夏,他逢人便说做梦都想开演唱会,场地再差都没关系。

除了这些,他还时常念叨“终极性目标”:比如成大气候,比如不再被认为是 low。经纪人刘迎毫不掩饰对此的无奈。听着大张伟的怨念,她一边刷手机一边摇头,还悄悄翻了个白眼。

“他就是个小孩,喜欢的就非要干,干不了就不停说,怎么都说不烦。”

在旁人看来,大张伟的焦虑简直有些矫情。毕竟以世俗眼光看,以摇滚歌手身份出道18年后,音乐产业风雨飘摇的今天,他正以另一种身份走上事业巅峰。仅2016年上半年,他就接了19档综艺节目,还担任湖南卫视王牌节目《天天向上》的常驻主持。有媒体称:这年头,不请大张伟和另一位红人薛之谦,都不好意思叫综艺节目。

二者的不同在于,同为歌手,薛之谦一向强调上综艺节目是为做音乐攒资本。大张伟则大方承认就是为了赚钱。

他总不按常理出牌。访谈节目上,他一亮相就“北京瘫”;户外冒险中,他嚎啕大哭高呼不干了;重返校园类真人秀,他上学第一天就迟到,上课时偷吃零食、偷用手机、睡觉……

对此,有人赞为不装、随性,有人斥为挫、懒、弱鸡、痞子。但双方的共识是,观众真的爱看。行业内的消息是,他录单期节目的酬劳已达一百万:“尽管如此,大家还是很认他,大老师效果不错,比很多一线大腕儿性价比都高。”

现在这些际遇,大张伟在过去几年间想得“都要疯了”。他曾经宁愿推掉酬劳高出数倍的商演去参加综艺节目,但就是没人找他。《天天向上》开播时,他想不通:这事怎么没有我?你们怎么那么没眼光?你们疯了吗?傻吗?

2015年冬天,一年中最繁忙的演艺活动期,他一个月只录了一期节目。一见面,何炅对他说:好久没见你啦。他差点当场崩溃。

造化弄人。短短半年之内,他曾经渴望的东西便几乎都到手了。但马上,他便又陷入了无休止的焦虑里,又一次觉得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让他评价自己,姿态低得惊人。

“我一直都不够好啊。长得也不好看。”

“我多懦弱啊,看不到结果就不敢去做。什么都放不下,也不知道为谁活着。”

“又怨不着别人,是我自个儿不甘寂寞。要像人家朴树、李宗盛或者崔健似的,能耐得住寂寞又才华横溢,偶尔弄峥嵘就满足了。但我要每分钟都是峥嵘,又没人家有才华。”

今年夏天,他发现自己长了根白色的鼻毛。尽管染成翠绿色的刘海下早有不少白发,他还是吓了一跳。他开始失眠,止不住害怕:马上就老了,一生就要结束了;可在精力最旺盛、最容易吸收新思维、想法最疯狂的这些年,自己做了什么?

他反复回答自己:“什么都没有干。”

“工作比一切都重要,过劳死特光荣”

2016年7月,珠海海泉湾,酒店墙上的挂钟指向晚上六点。大张伟陷在沙发里,动作流畅地掏挖鼻孔,然后又用力挠头,脑后露出白发。他拿起香烟又忘了打火机在哪,找着打火机又丢了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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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备自己“什么都没有干”的同时,他一刻不得放松。过去一周他睡了不到24个小时,飞过北京、长沙、珠海,录了四档节目。一夜之后,他又要出现在上海,带着一群网络女主播争夺人气。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心主任洪涛,将在该节目现场亲自压阵。这位执导过《超级女声》《我是歌手》的金牌电视制作人,已习惯于在新节目中启用大张伟。

洪涛是大张伟综艺道路上最关键的引路人之一。2012年,为找艺人参加《百变大咖秀》焦头烂额之际,他想起了做音乐节目时邀请过的大张伟:“口无遮拦的,挺逗。”

湖南台领导对洪涛的提议不以为然。其时花儿乐队已解散数年,曾位列“全国六大智慧少年”的大张伟风光不再,没话题性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,这个洪涛向台领导争取了两次才得以放行的人选,成了节目最大的惊喜。洪涛对大张伟曾经的印象是:“不好好说话,吊儿郎当、没心没肺的。”但在节目后台,他与此判若两人。有艺人在意形象,连发型都不让动。大张伟则有求必应,戴假体、穿花裙、浓妆艳抹。

录制间隙,喜剧女演员贾玲喜欢跟另几位常驻嘉宾一起玩手机游戏、刷排名。大张伟却独自坐在另一边,抱着 iPad 看音乐制作视频。贾玲常约大家吃饭聊天,不合群的又是大张伟,总以浪费时间为由不愿来。

台下比谁都用功,可一旦上台,他就像换了一个人。贾玲回忆,大张伟的英语特别好,看国外视频从不用字幕。可是一上台,他就是不愿意好好说。

“他就像一个淘气的好学生,一直在演自己好像很贪玩,平时不用功,临时抱佛脚。其实都是在家里拼命暗暗用功,不让人知道。”熟识后,许多人像洪涛一样,惊讶于大张伟跟平时的印象不一样。

综艺编导张希是其中一位。合作前,她对大张伟的印象是“没文化的南城混子”。2012年,她担任大张伟主持的网综《土豆周末秀》制片人。前期,大张伟做策划、出点子;做后期时,他跟着剪辑师熬夜,一帧一帧对。缺背景音乐、搞笑配音,他就自己做。拿来一用,都是正好。大家惊呼厉害,他轻描淡写:这个很简单的,没事。

节目上线前,张希想给大张伟挂上制作人的头衔。但他反复嘟囔:哎哟,不要给我挂这个了。张希追问,孩子气的回答令她哭笑不得。“他就不想让人知道他付出了,就想展现出不努力、天天玩就能考得一百分的那个样子。”

故作轻松的另一面是无休止的自我怀疑。张希看出他费尽心思一定要让人喜欢。一旦不如愿,谁也拦不住他自责:为什么不喜欢呢?我就是朝着你们喜欢的方向去做的呀,为什么呢,我的判断有偏差吗?

合作8年后,音乐制作人程振兴常劝大张伟别操那么多心。“他极其完美主义。有任何一点不是他想要的,他就纠结、烦恼。我觉得音乐好就好,别的差不多就行。他不是。”

这样的焦灼感没给享受和讲究留下余地。“你猜他一年花多少钱?”采访间隙,刘迎发问。还没等到回答,她张开五指。

“五十万?五百万?”

她摇摇头:“不到五万吧。他平时衣服都在淘宝上买,遇上双十一还能捡便宜。”

熟人都知道大张伟没多少私人生活。他滴酒不沾,不懂车,不炒房。吃饭最爱鸡腿汉堡,肉、菜、淀粉,一口全有了,加一瓶三块钱的绿茶更爽。出国录节目时,他眼看贾玲一狠心买了十几万的表,一边羡慕,一边买了条金光闪闪的大链子,塑料做的。回国没几天,金粉掉了,他上淘宝拍了一条“最贵的”,三百多块。

他习惯于在工作中缓解焦虑。十年来,他每个月都要听完一千首新歌,挨个分析编曲和歌词。近年他迷上了电子乐,反复说做梦都想去夜店当 DJ,朋友们真邀他去酒吧玩,他却从不答应,觉得浪费时间。

说是朋友,细究都是同事。一旦没了这层关系,便渐行渐远。就连同甘共苦了10年的花儿乐队前成员,现在也就是隔几年吃顿饭。“我只会觉得工作比一切都重要,过劳死特光荣。结果就是我必须要天天演出,才会有活下去的动力。”

总想讨人喜欢的结果,他心知肚明:“我就一直活在中国人认为 Low 的那个范围里——我根本没有想往这里走,但是做完之后就往这里了。”

纵观他近年来的音乐作品,从《嘻唰唰》到《倍儿爽》,苦心经营出来的都是打引号的“神曲”。而在知乎上“如何评价《百变大咖秀》”得票最高的答案是:“这是一款完全没有任何逼格、low 到爆、看完后你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你看过否则逼格全无,但是你一家老小能对着电视哈哈哈哈一个多小时的节目。”

既然介意被说 low,为什么又坚持这种风格?既然很努力,为什么又非要抗拒正经,表现得吊儿郎当?

酒店挂钟指向7点。听到这个问题,大张伟摊开四肢倒在沙发上。他面前摆着两根只咬了一两口的香蕉,一瓶打开又忘了喝的绿茶。刘迎悄悄说:他是真的累了。

歇了口气,他答道:“因为那些没必要让大家看啊。跟观众掏心窝子,我就觉得欠他们钱。我一直就喜欢简单直接、吊儿郎当,就特别强烈地希望别人觉得我只会瞎胡闹,让人特别噪,开心大叫。”

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。“为什么?你甚至写过——我就是严重看不了一个正经或自居高雅的人,这种逆反心理甚至让自己吃了无穷的亏。”

他突然皱起眉头,陷入了沉默。窗外海浪哗哗响着。断断续续答了些别的,他突然仰头傻笑了几声,把半截香蕉往桌上一搁,喊了起来。

“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会那样,我突然间明白了!是从我小时候开始的!”

“我就让你恨我”

“其实我觉得汪峰之前的歌曲不错,自从《春天里》之后就跟机场里卖的成功学没啥任何区别了。不过我后来想我之所以能够这么 low 是因为我们家是大杂院的,人汪峰爸爸好像是拉小提琴的,生出来的孩子肯定不一样。”

——大张伟

1983年8月31日,北京南城崇外大街131号,大杂院里一户张姓人家得了个仅重2公斤多的男孩,还着凉患了气管炎。几个月间,父亲只得整宿抱着儿子睡觉,一放下孩子就憋得无法呼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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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二人都是国营制造厂的职工,住9.8平米的平房,与十多户邻居共用厨房和洗手间。像许多平民家庭一样,他们寄望于下一代。儿子不到三岁,母亲便认定他有音乐天赋:“电视上放的刘欢的歌、摇滚的音乐,他听一下就会唱”。

刚上小学,张伟被音乐老师选去练童声。看到希望的张氏夫妇下班后到夜市摊煎饼、卖馄饨,为儿子买下一台八千多元的燕舞牌音响。某晚父亲端着一盆鸡蛋摔坏了脚,蛋却一个没碎。多年之后,大张伟反复提起这段往事,言语中满是骄傲。

然而故事的另一面,他会习惯性隐去。当年每到深夜,父母哄他入睡后出门摆摊。往往不多久孩子便会惊醒,独自在黑暗中大哭。可就算他哭哑了嗓子,隔着两条街的父母也听不到。

二十余年后,大张伟把家装修得四处是装饰灯、红丝绒、彩色墙纸,雕花门框还刷着金漆。走出家门,他就受不了没有聚光灯。“我到死那天也就是一小孩,不是说我幼稚,是我就觉得人生就得噪,不噪那就不叫活着!”

当年的小学音乐老师于丽记得,那个全班最年幼的男孩内向羞涩,却很好强。一旦学歌跟不上其他同学,他便会闹脾气较劲。不久,张伟进入崇文区少年宫和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儿艺术团。曾经的同团女孩、央视主持人蒋小涵回忆道:张伟那时唱美声、做派“端庄高雅”,与如今的嘻哈范儿大相径庭。

小学六年,张伟多次参加歌唱比赛,甚至在俄罗斯拿到国际大奖。比赛报名费八千多元,少年宫承担了一半,剩下的一半是张母动用了全家积蓄,又向亲戚借钱,才勉强凑出来的。快毕业时,他已小有名气,笑容多了,话也多了。看着大堆奖状奖杯,北京市重点文汇中学给了他音乐特长生保送的面试机会。

可面试时,张伟面对校长刚一张口,大家脸色就都变了。

他倒嗓了。全班年纪最小的孩子,第一个变了声。这像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,用功练习的副作用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。最终,他只上了北京市第209中学。

209是所不起眼的普通中学,隐身在嘈杂的天坛东路。升学后,张伟的倒嗓没有好转,这让新同学们不以为然。跟他同班的田然至今记得,张伟以声乐特长入学,却连班级合唱队的领唱都没当上。

在田然的印象中,此人情商不高,话少,踢球也不行,平时听见什么事,只会仰头傻笑。总之,缺乏存在感,“就很一般”。田然惊讶于大张伟如今标志性的“碎嘴”,“他现在上一期节目说的话,可能比上学那会一礼拜说的都多。”

田然没有预料到的是,这个看似迟钝的瘦弱男孩已开始琢磨同龄人还没搞懂的事情。九十年代初,流行音乐刚摆脱“靡靡之音”的骂名,北京最时髦的年轻人听起了《赤裸裸》、《梦回唐朝》、《一无所有》,崇拜崔健的愤怒,唐朝乐队的长发。刚上初一的张伟也早早对此着了迷。他开始默默钻研写歌,放学后不再游戏嬉闹。

田然曾看到张伟在黑板报上开心地画了一堆重金属、朋克的内容,“黑暗又叛逆的那种”。代价是被老师一顿狠批。

班里的另一个同学王文博,也被排在学校艺术团之外。他跟张伟住得近,放学后总爱抛开功课去找张伟凑个乐。每次去,张伟都在老老实实写作业,张母总得往外轰他。王文博却越挫越勇。他看出,张伟吃苦耐劳。为了攒钱买外国乐队的打口带,张伟习惯了午饭吃五毛钱的干脆面。带子不能试听,往往买回来一放,“嗨,都什么啊”。他不在乎,再省钱,再买。

望着张伟的背影,母亲心中多是忧虑。曾被交相称赞的儿子变得不讨老师喜欢,与王文博组乐队后,更是常常被留堂训话。一次天黑后张伟还没回家,父母来学校询问,班主任发了火:你们这孩子弄摇滚哪,能耐哪?能耐怎么不上文汇,到我们这儿来了啊?

但在少年张伟眼中,“弄摇滚”是排解青春期烦恼的唯一管道。此时,他头大身子小,五官平淡,个头也矮。加之身体弱、家境拮据又不会“来事”,再怎么拼命学习,也得不到关注。一旦犯错,他最容易被揪住,打架也从没赢过。有时被揍得狠了,他会抄起水壶,到欺负他的大孩子门前浇一地开水,自行宣布胜利。“那地烫了,他也会疼。”

20年后回忆当年,大张伟面露苦笑。“当时要能耍个帅什么的,也能让别人夸两句’小伙子真帅’。我几乎就没有受到过这种夸。我也想向大家证明我是个男子汉,但是永远在失败。”

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弱鸡——这标签怎么也撕不掉。这种感觉和儿时黑暗中哭泣不被父母听见如出一辙。他发现女孩和老师喜欢的是他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的那种人:“正经的、帅的,看上去特别装的那种”。

“我就恨那种人,我就要反对那种人。”他愤怒决定:“我就要变成叛逆、痞子、摇滚、’北京瘫’、没气质,就不让大家喜欢我。”

“就因为我已经努力了你都不喜欢我,那我就让你恨我。”

然而,要让人恨,像让人喜欢一样,同样需要付出巨大努力。有了乐队,他更加没日没夜地听歌、写歌、排练。张氏夫妇虽不理解儿子的兴趣,但还是凭爱意尽力支持。尽管老师说了几次“你们就不会把张伟的吉他砸了”,但那间狭窄的平房,还是成了乐队成员王文博、郭阳的排练室和食堂。

郭阳比张伟和王文博大五岁,也是北京国营工厂的子弟。他对张伟第一印象是“邋遢”。“嚯,这孩子那牛仔裤破的,到处都是补丁,他说都是他自己剪的洞。走路也不好好走。”他忍不住寻思:年纪小小的,怎么就能这么颓啊?

一起组乐队没多久,郭阳便看出了张伟的真面目。“他必须每天不断忙、跟事儿较劲才能有点安全感。而且他有精神洁癖。”郭阳是满人,承继了提笼架鸟、爱养宠物的传统。张伟却除了音乐别无所好。一次张伟打算在郭家留宿,一躺下就看见床边摞着层层玻璃柜子,里面是郭阳养的蜥蜴、蛇。张伟一言不发,爬起来打车回家。

在张伟的感染下,班上出了三个学生乐队。同学田然没觉得张伟出众多少,成年后他也依然疑惑:那会感觉大家都挺不错,怎么就张伟他们红了呢?

改写命运的经过如今看上去有些偶然:某日张伟和同伴们在张家排练,被麦田守望者乐队的吉他手大乐路过听到。大乐将三人介绍到地下摇滚乐队聚集的忙蜂酒吧演出。酒吧艺人统筹付翀发觉这几个少年颇有潜力——更具体而言,是作为创作核心的张伟写的歌词具备潜力,而与之相比,贝斯手郭阳当时还不能调准四根弦。

当时,张伟14岁,王文博15岁,郭阳19岁。演出时的观众包括他们的偶像郑钧、丁武,以及当时的麦田音乐老板宋柯。回忆起当时,宋柯连用四个“很”字。“词曲很真诚,很抓人,很澎湃,很具有躁动的力量”。他想签下这几个孩子,却被手下员工付翀捷足先登。不久后,26岁的付翀从麦田音乐辞职,开经纪公司调教三人。花儿乐队的名字就是付翀所起。

在决心“让大家恨我”之后,少年张伟反而第一次获得了他拼命争取却永远得不到的赞赏和喜爱。但多年后,他却一遍遍强调,他讨厌自己当时写下的大多数歌:

“那根本不是我想的,是因为付翀让我听的都是那样的歌,他跟我说那就叫牛逼、大家就喜欢。什么’全世界的雨打到我,我的梦早已湿透了’?我不希望雨打到我。什么’我为你在冷风里颤抖’?稍微天冷点我就走了,你好好的吧你。我就喜欢给人一个大嘴巴的音乐。”

现在,他认为自己当年写得最好的歌词是:“有一只火鸡扇动着翅膀,就站在隔壁的稻草上……我很羡慕它,因为它没有思想,也不用争抢。”“稻草上的火鸡,那么的美丽,不用出人头地,也不用欺骗自己。”

但那时的张伟难以抵御年少成名的诱惑。他一次次说服自己听从付翀,取悦听众。繁忙的创作和演出让他决定放弃了高考之路,而是上了木樨园职高。出道几年后,他用卖唱片赚来的全部积蓄做首付,让父母搬进了楼房。

最特别的是,新房还带有附近一所重点学校的学位。

“我真不想成为五月天!”

海浪声中,时钟滴答作响。沙发旁的座灯出了故障,大张伟起身查看,经纪人随即示意他接下来换个话题。但他还是继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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